上个月，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中译本面世，译者不再是之前翻译了二十多本村上作品的林少华，于是引出了一场关于哪个译本更好的争论。记者日前采访了专攻日本出版文化的旅日学者李长声先生，请他就村上作品中文本的翻译谈了一些看法。——华慧

 

问：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施、林两位先生对对方的译文互有指责，施称林译有许多硬伤，“可谓俯拾皆是”，说他的翻译“是一种凭空想象的风格”。而林说施“对村上的文体把握得不好”，“他的汉语不太考究”。对此您怎么看？

 

李长声：译者最需要的品格是谦虚。翻译不可能没错，但不能拿这话当挡箭牌。被人家抓住了，没必要辩解，甚至强辩，更不要反唇相讥，把下一本译得更好就是了。批评翻译，最需要的是与人为善，旨在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不是借此卖弄自己。不要用“俯拾皆是”之类的字眼儿，太夸张会惹人反感。所谓翻译水平，其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水平。翻译批评也是为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起码要知道翻译有好坏，鄙视、抛弃那种把你当猴耍的翻译。

 

我也偶然做翻译，倘若批评别人的翻译，并不是说我就比人家高明，只是偏巧看出了问题罢了。一批评，可能有人就反过来挑我的问题，这倒是好事。不用交学费就给你批改作业，有什么不好？小肚鸡肠的人，最好不要搞翻译，你会受不了批评的。

 

施小炜说发现林译有很多硬伤，我觉得他可以撰文发表，借此兴起或推进我国的翻译批评，功莫大焉。三十多年前，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几位教师曾试图展开翻译批评，我至今敬佩他们，可惜被三两个编辑打压了下去。

 

有一个日本人，把村上作品的英译本逐一跟原作对照，发现英译本译得丢三落四，令人担心，靠那种译本在欧美得奖，那还是村上吗？现在译者之间互相攻击，说什么风格啦文体啦，好像拿冻豆包当石头扔，闹不清他们真知道手里拿的是豆包，还是只不过把这些概念当石头扔。译者有时候会看走眼，当然该指摘，但更为可怕的翻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这就需要翻译批评来揭穿鬼把戏。

李长声：贵报（上海书评——prowyh按）有一篇文章叫《有认真的译者，才有认真的读者》，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那就是“有认真的读者，才有认真的译者”。而且，有认真的读者，才能有认真的编辑，可能这一点更重要，因为编辑是把关的。现在不少是编辑跟译者合伙，沆瀣一气蒙读者。读者不认真，只读故事，不读文学，所以译者也就搞快餐，什么人都敢下厨掌勺。例如，村上龙的小说是“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还是“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好像没有读者去过问。

 

现在的译者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所谓畅销书，抓过来一本书就译，对作者及其书里书外毫无了解，简直像临场口译一样。而且，自己翻译了，就把那本书往好里说。这样，不仅译得可能好不了，也可能误导读者对作者的认识。也不要迷信在国外的人，有的人是在推销他自己的货色，有的人是在讨好他的导师，而且有好些在国外生活的人其实是文盲，会说话不等于会读书，更不等于能读出书的好坏。

译笔上无视原作，我行我素，这是翻译的霸道。甚而很可能译者本来就看不懂原作的风格，乃至压根儿不懂什么叫风格。若认为全凭了他的译笔，人家的作品才得以风行，那就更阿Q了。村上说过，要是能译得比原作好，那你就自己写好了。你写呀？有的译者也写散文、小说，一看那散文、小说就露了怯，境界、教养、见识等，跟人家有天壤之别。

 

注：摘自《上海书评》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余光中

　　
　　新文学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白话文在当代的优秀作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代来，显已成熟得多。在这种作品里，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都已驯驯然纳入了白话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种富于弹性的多元文体。这当然是指一流作家笔下的气象，但是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在校的大学生在内，却欠缺这种选择和重组的能力，因而所写的白话文，恶性西化的现象正日益严重。究其原因，读英文的直接作用，看翻译的间接默化，都有影响。所谓翻译，并不限于译书与译文，凡举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惯用的译文体，也不无污染之嫌。有时候，文言也可以西化的。例如“甘乃迪总统曾就此一举世瞩目之重大问题，与其白宫幕僚作深夜之紧急商讨”一句，便是半吊子文言纳入西文句法后的产品。中文通达的人面对无所不在的译文体，最多感到眼界不清耳根不静，颇为恼人。中文根抵原就薄弱的人，难逃这类译文体的天罗地网，耳濡目染，久而习于其病，才真是无可救药。
　　
　　我曾另有文章抽样评析成名作家笔下西化的现象，下文我要从目前流行的西化用语和句法之中，举出一些典型的例子来，不但揭其病状，还要约略探其病根。我只能说“约略”，因为目前恶性西化的现象，交茎牵藤，错节盘根，早已纠成了一团，而溯其来源，或为外文，或为劣译，或为译文体的中文，或则三者结为一体，浑沌而难分了。
　　
　　1、那张唱片买了没有？
　　
　　买了（它了）。
　　
　　（它）好不好听？
　　
　　（它）不太好听。
　　
　　2、你这件新衣真漂亮，我真喜欢（它）。
　　
　　3、他这三项建议很有道理，我们不妨考虑（它们）。
　　
　　4、花莲是台湾东部的小城，（它）以海景壮美闻名。
　　
　　5、舅舅的双手已经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的灵活性了。
　　
　　 西化病状很多，滥用代名词是一种。前面五句括弧里的代名词或其所有格，都是多余的，代名词做受词时更常省去。文言里的“之”却是例外：李白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正是如此。第五句整句西而不化，问题还不止于滥用代名词所有格。其实“还原”为自然的中文，无非是“舅舅的双手已经有点不灵了”。
　　
　　6、一年有春、夏、秋和冬四季。
　　
　　7、李太大的父亲年老和常生病。
　　
　　8、我受了他的气，如何能忍受和不追究？
　　
　　9、同事们都认为他的设计昂贵和不切实际。
　　
　　目前的中文里，并列、对立的关系，渐有给“和”字去包办的危机，而表示更婉转更曲折的连接词如“而”。“又”、“且”等，反有良币见逐之虞。这当然是英文的ａｎｄ在作怪。在英文里，名词与名词，形容词与形容词，副词与副词，甚至介系词与介系词，一句话，词性相同的字眼之间，大半可用ａｎｄ来连接，但在中文里，“和”、“及”、“与”等却不可如此揽权。中文说“笑而不答”，“顾而乐之”，“顾左右而言他”，何等顺畅；一旦西化到说成“笑但不答”，“顾与乐之”，“顾左右以及言他”，中文就真完了。此外，中文并列事物，往往无须连接词，例如“生老病死”、“金木水火土”等，都不应动员什么连接词。句６当然应删去“和”字。句７可作“年老而多病”或“年老多病”。句８可以“而”代“和”，句９亦然。
　　
　　10、（关于）王教授的为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11、你有（关于）老吴的消息吗？
　　
　　12、（关于）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罪（的问题），谁也不敢判断。
　　
　　介系词用得太多，文句的关节就不灵活。“关于”。“有关”之类的介系词在中文里越来越活跃，都是about、concerning、with regard to等的阴影在搞鬼。前面这三句里，删去括弧内的字眼，句法一定干净得多。有人曾经跟我抬杠，说“关于老吴的消息”是听别人说的，而“老吴的消息”是直接得自老吴的，怎可不加区别？英文里hear from和hear of确是判然有别，但在中文里，加不加“关于”是否可资区别，却不一定。加上“关于”，是否就成间接听来，不加“关于”，是否就来自老吴自己，在中文里还作不得准。所以这一点“精密”还只是幻觉。
　　
　　13、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怎能不爱中国？
　　
　　14、作为一个丈夫的他是失败的，但是作为一个市长的他却很成功。
　　
　　15、缇萦已经尽了一个作为女儿的责任了。
　　
　　 表示身份的介系词早已渗透到中文里来了。其实在中文里，本来只用一个“做”字。句１４大可简化成：“他做丈夫虽然失败，做市长却很成功。”句１５也可改为：“缇萦已经尽了做女儿的责任了。”句１３的毛病，除了“作为”之外，还有单复数不相符合，最自然的说法该是：“身为中国人，怎能不爱中国？”
　　
　　16、（对于）这件事，你们还没有（作出）决定吗？
　　
　　17、敌方对我们的建议尚未作出任何的反应。
　　
　　18、对法西斯的暴政他（作出）强烈的抗议。
　　
　　19、报界对这位无名英雄一致作出哀痛与惋惜。
　　
　　20、兄弟两人争论一夜，最后还是哥哥（作出）让步。
　　
　　 在英文里，许多东西都可以“作出”来的：赚钱叫“做钱”，求欢叫“***”，眉目传情叫“做眼色”，赶路叫“做时间”，生火叫“做火”，生事叫“做麻烦”，设计叫“做计划”，决策叫“做政策”。在中文里，却不是这种做法。近年来，“作出”一语日渐猖撅，已经纂夺了许多动词的正位。这现象目前在祖国大陆上最为严重，香港也颇受波及。结果是把许多现成而灵活的动词，贬成了抽象名词，再把这万事通的“作出”放在前面，凑成了一个刻板无趣苍白无力的“综合动词”。以前“建议”原是自给自足独来独往的动词——例如“他建议大家不妨和解”——现在却变成了“作出建议”综合动词里的受词。其实“建议”之为动词，本来就已是一个动词（建）加名词（议）的综合体，现在无端又在前面加上一个极其空泛的动词（作出），不但重复，而且夺去了原来动词的生命，这真是中文的堕落。近年来这类综合动词出现在报刊和学生习作之中，不一而足：硬牵到“作出”后面来充受词的字眼，至少包括“主动”、“贡献”、“赞叹”、“请求”、“牺牲”、“轻视”、“讨论”、“措施”等等，实在可怕！其实这些字眼的前面，或应删去这万恶的“作出”，或应代以他词。例如“采取主动”，“加以讨论”，“极表轻视”，就比漫不经心地代人公式来得自然而道地。
　　
　　在现代英文里，尤其是大言夸夸的官样文章，也颇多这种病状：《一九八四》的作者欧威尔在《政治与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George Orwell)里早已慨乎言之。例如原来可用单纯明确的动词之处，现在大半代以冗长杂凑的片语，原来可说cause，现却说give rise to；同样地，show, lead, serve to, tend to等也扩充门面，变成了make itself felt, play  a leading role in, serve the purpose of, exhibit a tendency to。欧威尔把prove, serve, form, play, render等一拍即合的万能动词叫“文字的义肢”(verbal false limb)。“作出”，正是中文里的义肢，装在原是健全却遭摧残的动词之上。
　　
　　21、杜甫的诗中存在着浓厚的人民性。
　　
　　22、台北市的交通有不少问题（存在人）
　　
　　23、中西文化的矛盾形成了代沟（的存在）。
　　
　　24、旅伴之间总难免会有磨擦（的发生）。
　　
　　25、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香港（的原因）。
　　
　　 “有”在中文里原是自给自足的大好动词，但早期的新文学里偏要添上蛇足，成为“有着”，甚至“具有着”，已是自找麻烦。西化之后，又有两个现象：一是把它放逐，代以貌若高雅的“存在”；一是仍予保留，但觉其不堪重任，而在句未用隆重的“存在”来镇压。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存在主义”吧。句２１中“存在着”三字，本来用一个“有”字已足。不然，也可用“富于”来代替“存在着浓厚的”。至于句２４末之“发生”及句25末之“原因”，也都是西化的蛇足，宜斩之。
　　
　　26、截至目前为止，劫机者仍未有明确的表示。
　　
　　27、《汉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名剧（之一）。
　　
　　28、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29、在一定的程度上，我愿意支持你的流行歌曲净化运动。
　　
　　30、陈先生在针灸的医术上有一定的贡献。
　　
　　英文文法有些地方确比中文精密，但绝非处处如此。有时候，这种精密只是幻觉，因为“精密”的隔壁就住着“繁琐”。中文说“他比班上的同学都强”，英文却要说“他比班上的任何其他同学都强”。加上“任何其他”，并不更精密多少，就算精密一点，恐怕也被繁琐抵消了吧。英文的说法，如果细加分析，当会发现“任何”的意思已经包含在“都”里；至于“其他”二字，在表面上的逻辑上似乎是精密些，但是凭常识也知道；一个学生不会比自己强的。同样，英文说“汉城气候比台北的（气候）热”，也不见得就比中文的“汉城的气候比台北热”精密多少。句２６之首六字如改为“迄今”，意义是一样的。句２７删去“之一”，毫无损失，因为只要知道莎士比亚是谁，就不会误会他只有一部名剧。句２８如写成“李白是中国的大诗人”或者“李白是中国极伟大的诗人”，意思其实是一样的。英文“最高级形容词十名词十之一”的公式，其客观性与精密性实在是有限的：除非你先声明中国最伟大的人在你心目中是三位还是七位，否则李白这“之一”的地位仍是颇有弹性的，因为其他的“之一”究有多少，是个未知数。所以“最伟大的某某之一”这公式，分析到底，恐怕反而有点朦胧。至于“之一”之为用，也常无必然。例如“这是他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等于“这是他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一个原因”并不排除其他原因。如果说“这是他所以失败的原因”，里面这“原因”就是唯一无二的了。同样，“这是他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可说成“这是他所以失败的一大原因”。
　　
　　至于句２９，有了句首这七字，反而令人有点茫然，觉得不很“一定”。这七字诀的来源，当是to a certain degree，其实也是不精密的。如果说成“我愿意酌量（或者：有限度地）支持你的……运动”，就好懂些了。句３０里的“一定”，也是不很一定的。中文原有“略有贡献”，“颇有贡献”，“甚有贡献”，“极有贡献”，“最有贡献”之分；到了“一定的贡献”里，反而分不清了。更怪的用法是“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途径有一定的看法”。附带可以一提，“肯定”原是动词，现在已兼营副词了。找真见人这么写过：“你作出的建设，肯定会被小组所否定。”前述“一定”和“肯定”的变质，在祖国大陆上也已行之有年，实在令人忧虑。
　　
　　31、本市的医师（们）一致拒绝试用这新药。
　　
　　32、所有的伞兵（们）都已安全着陆。
　　
　　33、全厂的工人（们）没有一个不深深感动。
　　
　　中文西化以前，早已用“们”来表示复数：《红楼梦》里就说过“爷们”、“丫头们”、“娼妇们”、“姑娘们”、“老先生们”，但多半是在对话里，而在叙述部分，仍多用“众人”、“众丫鬟”、“诸姐妹”等。现在流行的“人们”却是西化的，林语堂就说他一辈子不用“人们”。其实我们有的是“大家”、“众人”、“世人”、“人人”、“人群”，不必用这舶来的“人们”。“人人都讨厌他”岂不比“人们都讨厌他”更加自然？句31至３３里的“们”都不必要，因为“一致”、“所有”、“都”、“全厂”、“没有一个”等语已经表示复数了。
　  
　　34、这本小说的可读性颇高。
　　
　　35、这家伙说话太带侮辱性了。
　　
　　36、他的知名度甚至于超过了他的父亲的知名度，虽然他本质上仍是一个属于内向型的人。
　　
　　37、王维的作品十分中国化。
　　
　　中文在字形上不易区别抽象名词与其他同性，所以a thing of beauty和a beautiful thing之间的差异，中文难以翻译。中文西化之后，抽象名词大量渗入，却苦于难加标识，俾与形容词、动词等分家自立。英文只要在字尾略加变化，就可以造成抽象名词，甚至可以造出withness之类的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传入中国或由日本转来之后，抽象名词的中译最令学者头痛。久而久之，“安全感”、“或然率”、“百分比”、“机动性”、“能见度”等词也已广被接受了。我认为这类抽象名词的“汉化”应有几个条件：一是好懂，二是简洁，三是必须。如果中文有现成说法，就不必弄得那么“学术化”，因为不少字眼的“学术性”只是幻觉。句３４其实就是“这本小说好看”。句３５原意是“这家伙说话太无礼”或“这家伙说话太侮辱人了”。跟人吵架，文绉绉还说什么“侮辱性”，实在可笑。句３６用了不少伪术语，故充高级，反而噜苏难明。究其实，不过是说：“他虽然生性内向，却比他父亲还更有名。”１６个字就可说清的意思，何苦扭捏作态，拉长到３６个字呢？句３７更有语病，因为王维又不是外国人，怎么能中国化？发此妄言的人，意思无非是“王维的作品最具中国韵味”罢了。
　　
　　38、这一项提案已经被执行委员会多次地讨论，而且被通过了。
　　
　　39、那名间谍被指示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他。
　　
　　40、这本新书正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所抢购着。
　　
　　41、季辛吉将主要地被记忆为一位翻云覆雨的政客。
　　
　　42、他的低下的出身一直被保密着，不告诉他所有的下属。
　　
　　英语多被动语气，最难化入中文。中文西化，最触目最刺耳的现象，是这被动语气。无论在文言或白话里，中文当然早已有了被动句式，但是很少使用，而且句子必短。例如“为世所笑”，“但为后世嗤”，“被人说得心动”，“曾经名师指点”等，都简短而自然，绝少逆拖倒曳，喧宾夺主之病。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除了“被”、“经”、“为”之外，尚有“受”、“遭”、“挨”、“给”。“教”、“让”、“任”等字可以表示被动，不必处处用“被”。其二是中文有不少句子是以（英文观念的）受词为主词：例如“机票买好了”，“电影看过没有”，就可以视为“机票（被）买好了”，“电影（被）看过没有”。也可以视为省略主词的“（我）机票买好了”，“（你）电影看过没有”。中文里被动观念原来很淡，西化之后，凡事都要分出主客之势，也是自讨麻烦。其实英文的被动句式，只有受者，不见施者，一件事只呈现片面，话说得谨慎，却不清楚。“他被怀疑并没有真正进过军校”：究竟是谁在怀疑他呢？是军方，是你，还是别人？
　　
　　前引五句的被动语气都很拗口，应予化解。句３８可改成：“这一项提案执行委员会已经讨论多次，而且通过了。”向３９可改成：“那名间谍奉命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他。”以下三句也可以这么改写：句４０：“千千万万的读者正抢购这本新书。”句４１：“季辛吉在后人的记忆里，不外是一位翻云覆雨的政客。”（或者：“历史回顾季辛吉，无非是一位翻云覆雨的政客”。）句４２：“他出身低下，却一直瞒着所有的部属。”
　　
　　43、献身于革命的壮烈大业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44、人口现正接近五百万的本市，存在着严重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的问题。
　　
　　45、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是一种浪漫的最多只能维持三四年的迷恋。
　　
　　 英文好用形容词子句，但在文法上往往置于受形容的名词之后，成为追叙。中文格于文法，如要保留这种形容词子句的形式，常要把它放在受形容的名词之前，颤巍巍地，像项大而无当的高帽子。要化解这种冗赘，就得看开些，别理会那形容词子句表面的身份，断然把它切开，为它另找归宿。前引三句不妨分别化为：句４３：“他献身于革命的壮烈大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句４４：“本市人口现正接近五百万，空间日趋狭窄，问题严重。”句４５：“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是一种浪漫的迷恋，最多只能维持三四年。”’英文里引进形容词子句的代名词和副词如which? who? where? when等等，关节的作用均颇灵活，但在中文里，这承先启后的重担，一概加在这么一个小“的”字上，实在是难以胜任的。中文里“的，的”成灾，一位作家如果无力约束这小“的”字，他的中文绝无前途。
　　
　　46、当你把稿子写好了之后，立刻用挂号信寄给编辑。
　　
　　47、当许先生回到家里看见那枝手枪仍然放在他同事送给他的那糖盒子里的时候，他放了心。
　　
　　48、你怎么能说服他放弃这件事，当他自己的太太也不能说服他的时候？
　　
　　英文最讲究因果、主客之分——什么事先发生，什么事后来到，什么事发生时另一件事正好进行到一半，这一切，都得在文法上交待清楚，所以副词子句特别多。如此说来，中文是不是就交代得含糊了呢？曰又不然，中文靠上下文自然的顺序，远多于文法上字面的衔接，所以貌若组织松懈。譬如治军，英文文法之严像程不识，中文文法则外弛内张，看来闲散，实则机警，像飞将军李广。“当……之后”、“当……的时候”一类的副词子句，早已滥于中文，其实往往作茧自缚，全无必要。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除字面的束缚，句法自然会呼吸畅通。句４６可简化为：“你稿子一写好，立刻用挂号信寄给编辑。”句４７只须删去“当……的时候”之四字咒，就顺理成章，变成：“许先生回到家里，看见那枝手枪仍然放在他同事送给他的那糖盒子里，就放了心。”句４８的副词子句其实只关乎说理的层次，而与时间的顺序无涉，更不该保留“当……的时候”的四字咒。不如动一下手术，改作：“这件事，连他自己的太太都无法劝他放手，你又怎么劝得动他？”
　　
　　49、我决不原谅任何事先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话的人。
　　
　　50、那家公司并不重视刘先生在工商界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经历的这个事实。
　　
　　51、他被委派了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来的医生去病房巡视一周的轻松的任务。
　　
　　 英文里的受词往往是一个繁复的名词子句，或是有繁复子句修饰的名词。总之，英文的动词后面可以接上一长串字眼组成的受词，即使节外生枝，也顿挫有致，不嫌其长。但在中文，语沓气泄，虎头蛇尾，而又尾大不掉，却是大忌。前引三句话所以累赘而气弱，是因为受词直到句末才出现，和动词隔得太远，彼此失却了呼应。这三句话如果是英文，“任何人”一定紧跟在“饶恕”后面，正如“事实”和“任务”一定分别紧跟着‘“重视”和“委派”，所以动词的作用立见分晓，语气自然贯串无碍。中文往往用一件事做受词（字面上则为短句），英文则往往要求找一个确定的名词来承当动词：这分别，甚至许多名作家都不注意。例如“张老师最讨厌平时不用功考后求加分的学生”，句法虽不算太西化，但比起“张教师最讨厌学生平时不用功，考后求加分”来，就没有那么纯正、天然。同样，“我想到一条可以一举两得的妙计”也不如“我想到一条妙计，可以一举两得”。关键在受词是否紧接动词。兹再举一例以明。“石油涨价，是本周一大新闻”比“石油的涨价是本周一大新闻”更像中文，因为前句以一件事（石油涨价）为主词，后句以一个名词（涨价）为主词。
　　
　　要化解句４９至５１的冗赘，必须重组句法，疏通关节，分别改写如下：句４９：“任何人事先没有得到我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话，我决不原谅。”句５０：“刘先生在工商界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经历，这件事，那家公司并不重视。”句51：“院方派给他的轻松任务，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来的医生去病房巡视一周。”（或者：他派定的任务轻松，就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来的医生，去病房巡视一周。）
　　
　　以上所论，都是中文西化之病。当代的白话文受外文的影响，当然并不尽是西化。例如在台湾文坛，日本文学作品的中译也不无影响，像林文月女士译的《源氏物语》，那里面的中文，论词藻，论句法，论风格，当然难免相当“和化”。读者一定会问我：“中文西化，难道影响全是反面效果，毫无正面价值吗？”
　　
　　当然不尽如此。如果六十年来的新文学，在排除文言之余，只能向现代的口语，地方的戏曲歌谣，古典的白话小说之中，去吸收语言的养分——如果只能这样，而不曾同时向西方借镜，则今日的白话文面貌一定大不相同，说不定文体仍近于《老残游记》。也许有人会说，今日许多闻名的小说还赶不上《老残游记》呢。这话我也同意，不过今日真正杰出的小说，在语言上因为具备了多元的背景，毕竟比《老残游记》来得丰富而有弹性。就像电影的黑白片杰作，虽然仍令我们吊古低回，但看惯彩片之后再回头去看黑白片，总还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如果六十年来，广大的读者不读译文，少数的作家与学者不读西文，白话文的道路一定不同，新文学的作品也必大异。中文西化，虽然目前过多于功，未来恐怕也难将功折罪，但对白话文毕竟不是无功。犯罪的是“恶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的“西而化之”以致“化西为中”。其间的差别，有时是绝对的，但往往是相对的。除了文笔极佳和文笔奇劣的少数例外，今日的作者大半出没于三分善性七分恶性的西化地带。
　　
　　那么，“善性西化”的样品在哪里呢？最合理的答案是：在上乘的翻译里。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淤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且带回俯首就擒的西文，虽不能就称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其实上乘的译文远胜过“西而不化”的无数创作。下面且将夏济安先生所译《古屋杂忆》（The Old Manse: by Nathaniel Hawthorne）摘出一段为例：
　　
　　新英格兰凡是上了年纪的老宅，似乎总是鬼影幢幢，不清不白，事情虽怪，但家家如此，也不值得一提了。我们家的那个鬼，常常在客厅的某一个角落，喟然长叹；有时也翻弄纸张，簌簌作响，好像正在楼上长廊里研读一篇讲道文——奇怪的是月光穿东窗而入，夜明如画，而其人的身形总不得见。
　　
　　夏济安的译文纯以神遇，有些地方善解原意，在中文里着墨较多，以显其隐，且便读者，不免略近意译，但译文仍是上乘的，不见“西而不化”的痕迹。
　　
　　再从乔志高先生所译《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by Eugene O'Neill）录一段对话：
　　
　　你的薪水也不少，凭你的本事要不是我你还赚不到呢。要不是看你父亲的面子没有一家戏园老板会请教你的，你的名声实在太臭了。就连现在，我还得不顾体面到处替你求情，说你从此改过自新了——虽然我自己知道是撒谎！
　　
　　 夏济安的译文里，成语较多，语气较文，句法较松动。乔志高的译文句法较紧，语气较白，末句更保留倒装句式。这是因为夏译要应付１９世纪中叶的散文，而乔译面对的是２０世纪中叶的对白。二译在文白上程度有异，恐怕和译者平日的文体也有关系。兹再节录汤新楣先生所译《原野长宵》（My Antonia: by Willa Cather）：
　　
　　隆冬在一个草原小镇上来得很猛，来自旷野的寒风把夏天里隔开一家家庭院的树叶一扫而光，一座座的房屋似乎凑近在一起。屋顶在绿荫中显得那么远，而现在却暴露在眼前，要比以前四周绿叶扶疏的时候难看得多。
　　
　　三段译文相比，夏译不拘小节，几乎泯灭了原作的形迹；乔译坚守分寸，既不推衍原作，也不放任译文；汤译克己礼人，保留原作句法较多，但未过分委屈中文。换句话说，夏译对中文较为照顾，汤译对于原作较为尊重，乔译无所偏私。三段译文都出于高手，但论“西而化之”的程度，夏译“化”得多，故“西”少；汤译“化”得少，故“西”多；乔译则行平中庸之道。纯以对中文的西化而言，夏译影响不大——输入的英文句法不多，当然“教唆’读者的或然率也小。汤译影响会大些－－输入的英文句式多些，“诱罪率”也大些；当然，汤译仍然守住了中文的基本分寸，所以即使“诱罪”，也无伤大雅。
　　
　　本文旨在讨论中文的西化，无意深究翻译，为了珍惜篇幅，也不引英文原作来印证。“善性西化”的样品，除了上乘的译文之外，当然还有一流的创作。在白话文最好的诗、散文、小说，甚至批评文章里，都不难举出这种样品。但是并非所有的一流创作都可以用来印证，因为有些创作的语言纯然中国韵味，好处在于调和文白，却无意去融会中西。例如梁实秋先生精于英国文学，还译过莎氏全集，却无意在小品文里搞西化运动。他的《雅舍小品》享誉已久，里面也尽多西学之趣，但在文字上并不刻意引进英文语法。梁先生那一辈，文言底子结实，即使要西化，也不容易西化。他虽然佩服胡适，但对于文言的警策，不肯全然排斥，所以他的小品文里文白相济，最有弹性。比他年轻一辈而也中英俱佳的作家，便兼向西化发展。且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柢，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张爱玲的文体素称雅洁，但分析她的语言，却是多元的调和。前引一段之中，像“势成骑虎”、“前功尽弃”、“万劫不复”等都是文言的成语；“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近乎俚曲俗谣；“蓦地里悟到”，“枉担了虚名”，像来自旧小说，至少巴金的小说里绝少出现；其他部分则大半是新文学的用语，“他还是没得到她”之类的句子当然是五四以后的产品。最末一句却是颇为显眼的西化句，结尾的“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简直是英文的介系词片语，或是分词片语——译成英文，不是with better terms of peace，便是bringing better terms of peace。这个修饰性的结尾接得很自然，正是“善性西化”的好例。下面再引钱钟书４０年代的作品《谈教训》：
　　
　　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着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更有跟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骄傲和力量。
　　
　　这显然是“善性西化”’的典型句法，一位作家没有读通西文，或是中文力有不逮，绝对写不出这么一气贯串、曲折而不芜杂的长句。这一句也许单独看来好处不很显眼，但是和后面一句相比，就见出好在哪里了：
　　
　　当上帝要惩罚人类的时候，他有时会给予我们一个荒年，有时会给予我们一次瘟疫或一场战争，有时甚至于还会创造出一个具有着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的道德家——这道德家同时还具有着和这个理想成正比例的骄傲与力量。
　　
　　后面这一句是我依“恶性西化”的公式从前一句演变来的。两句一比，前一句的简洁似乎成了格言了。
　　
　　我想，未来白话文的发展，一方面是少数人的“善性西化”愈演愈精进，一方面却是多数人的“恶性西化”愈演愈堕落，势不可遏。颇有不少人认为，语言是活的，大势所趋，可以积非成是，习惯成自然，一士谔谔，怎么抵得过万口嗫嗫，不如算了吧。一个人抱持这种观念，自然比较省力。但是我并不甘心。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要变，但是不可以变得太快，太多，太不自然，尤其不可以变得失尽了原有的特性与美质。我们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各种传播的机构，必须及时警惕，须为良谋。否则有一天“恶性西化”的狂潮真的吞没了白话文，则不但好作品再无知音，连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都面临威胁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

 

注：本文转自豆瓣，记录于此，以作收藏。

具有实践精神的理论家；我们时代的达芬奇

                                                       ------高德纳访谈录

文/丁力  译/赵斯思  审校/高昂

 

《程序员》杂志的一位作者袁泳先生，曾经说过高德纳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式的天才人物，这说的是他的博学，以及他同时具备的灵巧的编程能力。在分工越来越细致的现代社会，这确实非常罕见，就像一个人自己制造一架飞机，他既要考虑空气动力学问题，也要考虑飞机上的每棵螺丝钉的固定方式。也确实使我们想到达芬奇，后者创造了享誉后世的《蒙娜丽莎》，《计算机编程艺术》在计算机领域的影响可以与之媲美，同时也是机器设计方面的专家。从计算机科学史上说，高德纳正是生逢其时。1936年，图灵发表了《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一文，确立了可计算模型。1953年，巴克斯发明了Fortran语言。从1960年代起，高德纳以他的博识与耐心开始了《计算机编程艺术》的写作，该书旨在对计算机科学理论的数学背景与历史，做一梳理和总结。现在大学计算机系的《数据结构》课程的内容基本来自该书。有人更是把它与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并列，选为对世界历史发生影响的十大科学著作，这不无理由。高德纳本人在36岁时，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最高荣誉---图灵奖。从1993年起，他主要专心致力于完成七卷本的《计算机编程艺术》一书。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采访了他。使我们特感幸运与欣悦的是，高德纳先生对我们的采访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在繁忙工作中抽出宝贵时间，细致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并在通信中特别强调希望用他的中文名字。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这在采访的本文中也有所体现。当我们谈到最早的算法时，他特别提到《九章算术》，这本即使中国人也很少读过的书。或者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一种激励，正如高德纳在采访中所说，计算机科学的思想来自世界各个地域、各种文明。可以期待，今天的中国也会产生如刘徽、秦九韶那样的数学高手，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做出独特的贡献。

 

以下是采访的本文：

 

本刊记者：什么是最早的算法？

 

高德纳：我想，第一个“真正的”算法可以追溯到大约4000年前，它们以楔型文字记载在粘土板上。我在文章“史前巴比伦算法”中对此有过讨论（我将其翻译为现代注记方式），这篇文章也重印为我的书《计算机科学论文精选》的第十一章。

 

当然，这些早期的算法并不是很精巧。它们解释了如何以计算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后来发现使用代数方法能更好地解决它们。最早的“有意义的”算法,它对于今天的程序员们仍然很重要,是最大公约数的求解。其中一个算法被称为欧几里德算法，它被记载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上,尽管它来自于欧多克索斯和其它一些更早期的人物。这种算法基于辗转相除法。另一个算法仅需要除以二，因此非常适合当前的二进制计算机。这个算法可能发源于2000年前的中国——这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经典的《九章算术》中一些句子的隐藏的含义（我在我的书《半数值算法》的340到341页和中文版的309页讨论了这个问题）。

 

本刊记者：奥运会今年夏天在中国举行，这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也许是一个符号，表示中国人能像接受希腊火炬一样接受西方文化。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说过“我喜欢作为奥运会的观众胜过成为一个运动员或商人”。现在很多中国人也成为了奥运会观众，我来问个问题：为什么希腊人发现的数学对于人类文明（包括计算机科学）如此重要？

高德纳：希腊数学家发明的最伟大的东西是严格证明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数学与其它知识区别开来，其它知识往往是基于事实的累计、由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并由社会共识所评估（举个例子，物理中，并不知道一个假设的真假，而只能等着所谓专家们的想法越来越趋于统一。但是在数学中，很多事情都是无可辩驳的，或者说不存在不同的观点），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没有遵从希腊方式理解数学的文明把数学认为是应该记忆的规则而不是可以由逻辑推演而来的事实。在这些文明（例如古代中国、日本、印度和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等）中，人们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数学原理但是也犯了很多错误，因为学生否决老师是不明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感激史前的希腊数学家教会其他人如何真正的证明问题。

 

另一方面，我希望澄清一点，我相信所有文明之间都是相互学习的。我为计算机科学这个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的共同成果而庆祝，每个人都为此贡献了他们从经验中而来的重要观点。

本刊记者：如何看待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数学和算法学习之间的关系？

 

高德纳：你可以参照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数学对于程序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如何证明我们的程序将会在所有情况下正常工作。若非如此，我们就得为此担心，尽管我们的程序通过了已有的所有测试，但或许明天它在处理另外一些新数据时就会出错。

 

当然，仅仅知道程序能正常工作这一点并不够。有了数学，我们可以证明一个程序比另一个程序快成千上万倍。某些时候，我们甚至能证明程序是“最好的”（best possible）——根据某些标准，没有其它程序会比它好。

本刊记者：这个问题是关于您的书《计算机编程艺术（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您是否试图构建一个算法体系？您是如何选择主题呢？

 

高德纳：我写《计算机编程艺术》的主要目地是组织和理解一些广泛被各种程序使用的最基础的想法。只要可能，我使用数学给出对于每种基础的方法的对于精 确效率的计量的理解。此外，我尽量叙述每一种方法的历史，因为理解这些方法是如何被发现的有助于我们在现时和今后发明新的方法。

 

但是，书的主题是1962年选定的，这时计算机科学还没发展到一个作者无法掌握的规模。因此，没有像操作系统、并行处理、分布式处理之类的资料。此外，我更多地使用整数而不是浮点数。我把高级数学主题，例如数值分析、计算几何留给别人讨论。我关注的是程序员与机器间的低层次接口，为支持高级应用程序而用于构建库和工具的基础的子程序。然而，尽管将主题列表做了如此多限制，我这个关于计算科学的一小部分仍旧是一个如此巨大的主题，我需要为剩下的内容工作20年！所以，我希望一直保持健康。

 

本刊记者：我的很多朋友都尝试过阅读《计算机编程艺术》，但是他们发现这非常困难。我听说一个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Ulysses）的作者——有人为他的小说写了本书，名字叫《乔伊斯小说指导》，我不知道有没有针对《计算机编程艺术》的类似书籍，比如 《计算机编程导论阅读指导》。您能给《计算机编程艺术》的读者一些建议吗？

 

高德纳：《计算机编程艺术》不是为所有人写的。大约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能发展出独特的看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程序员。像你我这样的人，倾向于将知识用特殊的形式在脑中组织以便于更好地利用电脑。每50人中的另外49人不该从事编程这一行，尽管他们可以使用计算机完成一些不需要编程的任务。

 

对程序员来说，拥有非程序员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你所说的你有朋友阅读《计算机编程艺术》非常困难，我并不觉得奇怪。当然，你的朋友也许不应该阅读你看过的所有书籍，你也不应期待能轻易看懂他们的书籍！最好的方法是团队合作，用天分和技巧作为补充。

本刊记者：您认为对最近一些年来说，计算机科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高德纳：我在所有地方都看到很大的发展的潜能。所以，从这些同样精彩的候选者中我无法选择。机器人、加密、制图（mapping）、动态规划、大量文本或大量DNA序列的搜索等等，都亟待提高。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期待的主要进步来自于程序员和非程序员的合作。比如，人类能更好地理解动作。我相信很多针对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的将数据以动画形式表现出来的工具应该被开发出来。要实现它们，需要优秀的程序员实现动画，与能够理解人类视觉能力的优秀的图形设计师一起工作，与知道哪些数据需要被理解的优秀的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起工作。

 

本刊记者：我听说狄克斯特拉（Edsger W. Dijkstra）曾经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程序？所谓的形式证明？现在在软件工业中，我们主要依靠测试而编写正确的程序。有没有可能在理论上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知道程序是否正确，尤其是对大规模的程序？

 

高德纳：在我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使用数学去证明（不是重复地测试直到你找不到错误）的重要性。狄克斯特拉和其他人都发展了验证正确性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放大,以验证“大”程序。但是，如你指出的，软件工业界并没有真正遵从他们的建议。部分的问题在于——“大”的含义一直在变：当我们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大程序，人们常常就想写一个更大的，这也就更加难以验证。验证技术从没有跟上人们对于代码体积越来越大的胃口。

 

我将会试着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我的态度。拿我的程序TeX做例子，它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并不“大”，它只有500页的代码。我并没有完成对于TeX完全的形式化的正确性证明，尽管我非常喜欢数学证明。但是，我已经非常熟悉验证的基础，我知道如何非形式化地使用它们——大体上我知道如何证明正确性，如果我有时间去研究每一个琐碎的细节（grind through the gory details）。

 

没有这些基础知识，我的程序可能会经常崩溃，像你我知道的一些商业软件一样。有了这些知识，我就能写出非常稳定和好用程序，但也仅是在我测试了它之后！

 

让我从另一个不同角度再说一遍：没有理论，我不知道程序可被证明的正确是什么意思，我挣扎前进（flounder）。但是尽管有了理论，我也不能确定我的程序是好的，除非我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为什么？因为在现实中，没有程序能被真正被证明是正确的：假定的“证明”可能包含错误。如果某人给我看一个经过形式化证明的程序，我不得不检查一下验证过程有没有错误。验证过程也许由机器完成，但是机器逻辑也许是错误的，如此这般。这是一个永无终点的循环。

 

数学展示给我们理想，我们可以检查证明，直到我们认为它们是合理的。但是只有不会犯错的超人能真正得出证明是正确的结论。

 

进一步来说，证明程序是否满足它的规格说明（specification）的想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规格说明本身可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TeX并没有精确的规格说明，如果有，我也认为它完全没有用处！（不是每个人同意我这个观点，但他们应该设计并实现一个完美排版软件，在我已完成了TeX这个排版软件的时候。）

 

总之，我认为将“形式证明”和“测试”分裂开来是危险的。最好的做法是正确地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我在我的著作《Literal Programming》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详细地讨论了TeX的调试（在《Digital Typography》的第三十四章中讨论了后续开发）。

 

本刊记者：我们的杂志名字叫《程序员》，所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程序员，您如何看待程序员？

 

高德纳：程序员选取一个抽象的算法，并将其转化为以某种定义良好的语言写成的程序中的具体形式，程序才可以被机器执行。

 

“算法”之于“程序”就类似于“信息”之于“数据”：信息是理想化的抽象的概念，它或多或少可以由某种精确的方法将其编码为数据，以完美地表达。一个算法是一种理想化的可计算的为某些任务服务的过程，它或多或少可以由某种精确的方法将其编码为程序，以完美地表达。但是程序员事实上不仅仅是写程序的人。真正的任务是编写可以被人们阅读的程序，而不仅仅是编写可以被机器分析的程序，因为人们会需要验证它（非形式化的）、修改它和维护它。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作文式程序设计（literate  programming）”——像文学创作那样写程序，写出自己的风格，为他人所欣赏。

 

注：

 

1、文章转自CSDN。

 

2、高德纳，可能我们更熟悉他的原名：Donald Knuth，《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的作者，斯坦福大学教授。

 

3、如果这篇文章同时附有原文就更好了。

今天看到一个新词：concolic testing，查了半天，在 portal.acm.org 上看到一篇文章（Concolic testing）的摘要：

 

Concolic testing automates test input generation by combining the concrete and symbolic (concolic) execution of the code under test. Traditional test input generation techniques use either (1) concrete execution or (2) symbolic execution that builds constraints and is followed by a generation of concrete test inputs from these constraints. In contrast, concolic testing tightly couples both concrete and symbolic executions: they run simultaneously, and each gets feedback from the other.

 

原来 concolic 是 concrete and symbolic 的意思。

我不想再忍了，我所知道的奶业内幕！很黑很黑!

我所学的专业是乳品工艺，刚毕业曾在某国内老大级乳业集团工作。职位——收奶员。这几天的三鹿事件，沸沸扬扬。其实在我看来，没什么奇怪的，事情总是要被揭穿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以及是哪一家企业成为那个撞上枪口的倒霉蛋。三聚氰胺————冰山的一角。也许这个事件就要告下一个段落，也许仅仅是个序幕的开始……

离职的员工到处去说原来公司的“坏话”，这个员工一定个没有道德的人。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最近我的想法变了，一个知道内情而不去告诉别人，眼看着别人吃亏上当的人，那才是个彻底道德败坏的人。离职后，我没喝过一滴奶！

我先讲一下，收奶的过程。奶农的牛奶由当地附近村镇的奶站化验收集，按品质高低，分等级付给奶农钱。品质的指标不外乎PH值，蛋白质，干物质这几项。然后由奶站（当然了奶站是私人老板的）用罐装车混装后运到工厂，然后由工厂取样化验，测算指标同样按品质高低，分等级付给奶站钱。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来，想没想到这种操作模式会出现什么问题？有人说了，不是“天然牧场”“工业化收集吗”？有，的确有。但是我只能说：兄弟，你很傻，很天真！

奶农想多赚钱怎么办呢？简单啊，掺水啊。那掺水指标降低就卖不上好价了怎么办？简单啊掺****啊。奶站想多赚钱怎么办呢？简单啊……。奶站的奶是从各个散户收来混装到罐车的，有一家的突然变质了，怎么办啊，全车都倒了吗？几十吨一罐的奶，蛋白质低了怎么办？干物质低了怎么办？PH值低了怎么办？有的牛病了打过抗生素怎么办？有的牛催奶打激素怎么办？

话说回来了，奶农那点小计量能瞒奶站吗？奶站那点小九九能瞒工厂吗？如果我说，奶站不知情，工厂不知情。都是“不法奶农”干的坏事，全国人民要把矛头指向他们批判。那我可就真的，很傻，很天真。

我们从来不拒收奶，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东西是要充分利用的，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价值，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分罐储藏。最好的奶，供到车间做酸奶（发酵型酸奶或搅拌型酸奶），因为不是好奶做不出来。其次，做纯牛奶，高钙奶之类的。再差的奶做花色奶即花生奶，早餐奶等。还有那些发酸的奶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倒了，做酸性乳饮料，就是广告狂哄乱炸的，女人小孩都喝的***。这是本公司最大的利润所在，一盒奶的成本，还没有哪个包装盒值钱。还有那种臭的熏人的奶怎么办呢，简单，做冰激凌味道最好。还有那些又臭成粘稠状的怎么办呢，做奶粉。当然这叫工业粉，它有它的用途，不是装袋子就上市场的。

我们有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立体式仓库，媒体都赞扬过，可是你就没想想这快速消费品，生产出来就要卖的，搞那么大仓库什么用？酸性乳饮料越存放味道越好。那有人问了，生产日期怎么办？简单啊，提前打一个月，你也许不信吧，因为在你心中那是小黑工厂做的事。那又有人问了，市场上卖的岂不是过期奶？我就这么告诉你吧，你手中那盒奶就是过期一周了，你喝也没问题。因为你所卖的奶是UHT超高温灭菌液态奶。

关于UHT超高温灭乳到底有没有营养，我不想再说了，因为这个涉及到某人在某年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口号，我们正向这个口号迈进，别管你喝的是什么奶，反正是牛奶。

有个广告，中国某企业已经是这种超高温灭菌乳全球产销量第一，难道是那些乳业发达国家真的比不上我们了吗？其实是人家不生产这种乳品了。这笑话有点冷是吧。

那有人说了，我们以后喝高端奶吧，广告都说想过有品位的生活就和那种奶。是啊，那奶是贵啊，贵的东西就好啊，那奶蛋白质高啊，高，实在是高，这一点澳大利亚人都服我们啊。

我就不相信地球上的奶牛能挤出那么高蛋白质的奶……

此言一出，某些专家就会来“辟谣”又得列出一套数据理论，来“引导”大家。

是啊，我嘴没人家的大，钱更没人家拿的多……

还有很多关键的还是不说为好，知道了对大家谁都不好。生活是美好的。

往牛奶添加尿素是老生常谈了

牛奶的故事实在太多。这次三鹿不幸陷在里面。所以说不幸，不是因为同情三鹿，而是因为这个行业从来都有这种种的潜规则在里面，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幸免，不过这次三鹿做的过火了一些。

奶粉有问题，市面上的所谓鲜奶又能怎么样？可以教网友做个简单的实验：从超市上买来你信赖品牌的鲜奶，混合自己鲜榨的豆浆，比例可以随便，建议1：1，盖上锅盖直到煮沸，这时候掀开锅盖闻一闻蒸汽的味道，如果闻到一股氨水的味道，很不幸，你的牛奶里掺杂了尿素。其实试验的原理很简单，尿素遇热分解，如果混合在碱性的溶液里，尿素与碱性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分解的速度加快，生成氨，就是我们所说的氨水。加入豆浆的目的就在于鲜豆浆都有一些生物碱，属于弱碱性液体，有助于尿素的分解。不幸的是，这个实验能够揭穿几乎所有所谓大品牌的画皮:-(，大家不妨都试试，毕竟你也要关注自己身边的健康，让更多无良企业曝光。所以用豆浆没有用其他碱性物质，比如小苏打之类的（效果会更明显），因为如果试验没有检测出来尿素成分，你还可以有牛奶和豆奶喝，不会浪费:)。

往牛奶添加尿素是老生常谈了，可以算是经典配方。早期奶农上缴原奶都要往奶里掺水，可是这样奶太稀了，比重不合格，蛋白质含量不足，不知道哪个聪明人，发现往牛奶里掺尿能够混过所有的监测（我国这种聪明人是受到鼓励的，我不愿意说中国的商业文化是什么地方的人败坏的，大家心里都很明镜，改革开放第一批受益的人就是那些道德沦丧的人，靠着假冒伪劣掏到第一桶金，他们没有受到惩罚，并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了假冒伪劣大国的形象，他们富裕起来的，可是受到惩罚的是全国人民，包括这次三聚牛奶就是这种绵延不绝的后遗症。历史上中国的徽商晋商都诚实为本，那是真正的属于世界的商业文化，可惜他们商业的失败，连带造成了中国商业道德的沦丧），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是奶农自己往原奶里撒尿，收奶站人少没有那么多鲜尿:(，掺了水后往奶里再掺尿素。这样的牛奶拿到乳业公司，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但是奶源少，乳业公司只能压价收购，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样收购上来的奶，不用煮就已经味道很冲了，通常就是高温加热，去除一部分尿素，可是还不行，残留下来的尿素含量还很高，而且更要命的是名义“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了，按照指标甚至连劣质奶的标准都达不到，只能添加一些其他原料补充。有良心的就是添加蛋白粉，无良的企业就添加蛋白精，也就是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作为添加剂真是专利于中国的天才发明，原理上讲，三聚氰胺具有一定的化学稳定性，无色无味，毒性小，适合用来做奶粉加工，不会分解，这点比尿素实在强上不知多少倍。不过要想掺杂得好，需要一定的技能，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更不是奶农所能够想到的，这种技术应该属于大公司的专利，只是不知道怎么就流传出去了，先是国外的源于中国的宠物粮食中发现这种添加剂，造成了大量宠物的死亡，引起国外对中国宠物粮食的禁运，并要求中国此后的出口饲料需提供没有三聚氰胺的检验证明。在检验三聚氰胺上中国的经验并不少，可以算是世界领先水平，不象有些人宣称这种检验很难，甚至完全没有预料会有这种添加物质。从目前三鹿的行径看，公司很难摆脱自我添加这种化工原料的嫌疑，至少他们是持有一种行业惯例的态度，不予重视。

三聚氰胺造成的肾脏结石与钙化结石不同，后者几乎不溶于水，除了手术碎石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前者的结石具有微溶于水的特性，因此只要不是大量长期食用，能够形成结石的几率较小，这是医生建议患者大量饮水自我消解的原因，也是成年人或者稍大一些儿童很少发病的原因，更是奶粉企业有恃无恐的原因。可是问题还是出来了，对于非母乳喂养的婴儿，就是长期大量喂食富含三聚氰胺的奶粉，他们能够自我大量饮水的机会几乎没有，他们肾脏内管通道很狭小，这些都意味着三聚氰胺形成的结晶体难于排出体外，富集在肾脏各处形成淤塞，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将转变成肾脏不可逆转的肾衰。目前的医学，成年人的肾衰，多数转变成不可逆的肾脏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基本没有复原的希望，对于婴儿肾衰救治后是否有后遗症还未有定论，因为这样的病例实在太少，正常的生物体在自然条件下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即使是非常容易形成肾结石的饮食及环境，这样小的婴儿也不会产生结石。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婴儿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强，会逐步恢复肾脏应有的功能，但是谁又敢打这样的保票？

本人曾在北京最大的乳品企业干过5年，对乳品行业略知一二。闲言碎语不要讲，先表表———
　　
　　假奶之奶牛篇
　　
　　母牛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就怀胎10月（与人类差不多），产下一幼仔，当然公的当场屠杀，母的留作换代之用，然后就是连续270天的产奶期，当然，后面的100来天产的奶无论品质还是产量都大幅度下降，怎么办呢？激素，大剂量激素。如果您的女儿在8-9岁就来月经了，这就是原因。
　　
　　奶牛的乳腺太BT了，一头荷兰花能日产60公斤，如果卫生条件不太好，那牛就天天乳腺炎，怎么办呢？抗生素，超大剂量抗生素，当然，这样的牛奶是做不出酸奶的，因为做酸奶的乳杆菌和粪球菌都怕抗生素，当年Boss让俺做个耐抗生素菌种，被俺严词拒绝了，其实非常简单，找几个抗性质粒改造一下就OK，这个和造细菌武器是一样的路数，后果非常可怕。那如果收了抗生素奶怎么办？找个易感菌种试验一下，能长菌就能做酸奶，当然了，现在一般都检测青霉素残留。我曾经强烈建议检测四环素残留，被Boss海K一顿，说我找死呢，所有饲料生产厂家都添加四环素，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在中国混先学学潜规则。
　　
　　假奶之造假篇
　　
　　初级造假——产奶1000公斤，卖1200公斤，一般加工厂收原料奶控制蛋白含量1%，脂肪含量3%，但是奶牛产奶一般来说冬季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夏季也比这个数字略高，在优质不优价的前提下，先把水掺足了再说。大牛场掺水的量是有严格检验并计算的，散养户也不示弱，有种手持式快速检测设备，指导加水量。北京这家最大的奶企业收的原料奶两项指标都这么多，误差不超过0.1%。
　　中级造假——产奶1000公斤，卖1500公斤。奶厂收原料奶一般都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总N含量，然后换算成蛋白含量，所以只要提高N含量就可以了，不太黑心的奶户和牛场掺了尿素，稍微黑心点的掺牛尿，更节省成本还有奶香味，呵呵！但是这样一来脂肪含量相对下降了，也有办法，把尿素和植物油/洗衣粉按比例添加就可以了。
　　
　　高级造假——产奶1000公斤，卖2000公斤。尿素+植物油+洗衣粉+水+淀粉+牛奶香精+乳糖。淀粉用来增加稠度，香精用来改善感官指标。
　　
　　超级造假——产奶0公斤，卖2000公斤。这个就是个高级技术活了，不过现在掌握这一技术的奶农很多，大牛场一般没这么黑。牛奶的收购指标有感官、黏度、PH、比重、N含量、脂肪含量、青霉素残留、干物质总含量，针对这些指标，用固定的配方能做出足以乱真的“牛奶”，原料就是三聚氰胺、淀粉、盐酸、水、洗衣粉、植物油、明胶、香精、乳糖。那个三聚氰胺是种胶黏剂，黏度调节就靠它。
　　
　　各种造假手段往往互相渗透， 超级造假手段也会用于初级造假，没得说。

　　假奶之加工篇
　　
　　最好的牛奶用作制作酸奶，因为无论什么厂家，无论什么人，用含有洗衣粉和抗生素的奶是造不出好酸奶的，酸奶为什么贵得离谱，就因为这，其实做酸奶只要80%的牛奶就够了。
　　做不了酸奶的奶用于做液态产品，袋奶、超高温奶、ESL（长货架期）奶，你就喝吧，反正喝死人没我啥事。
　　最次的奶用于喷粉，国产奶粉就是垃圾。这位看官说了，我喝进口的，对不起，只要Made in China，原材料都是国产奶粉（进口奶粉原材料，关税吓死你），这次他们逃掉是公关做得好。
　　
　　这个北京最大乳品企业这次能 逃掉，说它的奶质量过关，打死我都不信。
　　
　　假奶之选购篇
　　
　　因噎废食吗？业内人士都喝优 质原味酸奶，道理很简单，好奶才能做出好酸奶，没做成好酸奶怎么办？调味啊！
　　
　　啰里啰唆不成体统，大家将就着看看吧。

【注】

1、Dennis Ritchie == C，Bjarne Stroustrup == C++，Alex Stepanov == STL！

2、本文是若干访谈的汇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记者只会问一些无聊的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还是意大利记者提出的，不过，我删掉了一些内容，已经看不出来了。

3、程序基于精确的数学，程序是描述算法和数据结构的，而不是描述继承性和多态性的——great idea!

4、迭代器——非常重要的概念！

5、OO和GP是C++中的两条线，或许GP比OO更重要一些，至少从美学上看是这样……

 

程序基于精确的数学
——STL之父Alex Stepanov访谈录

 

了解Alex和STL
Alex Stepanov ，STL（标准模板库）之父，并因此而荣获第一届Dr. Dobb’s 程序设计杰出奖，现在是Adobe公司首席科学家。他曾是康柏计算机公司的副总裁和首席科学家，AT&T实验室副总裁和首席架构师，SGI服务和超级计算机业务首席技朮官。

 

背景：Dr. Dobb’s程序设计杰出奖
从1991 年起，每年《Dr. Dobb’s Journal》都会将荣誉给予那些对软件开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这就是著名的Dr. Dobb’s 程序设计杰出奖 (Excellence in Programming Award)。

 

Alex Stepanov先生
什么是STL呢？STL就是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标准模板库）的简称，它是由Alexander Stepanov和Meng Lee在惠普实验室工作时所开发出来的。现在虽说它主要出现在C++中，但在被引入C++之前，Alex和David Musser已对该技朮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STL是多年来编程应用中常用组件的集合，STL的贡献是将各组件和接口泛化及标准化。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编程效率，STL现在是C++的一部分，任何C++平台都包含着它。

 

中国.数学.未来
对于STL之父Stepanov先生来说，他更像一位数学家，而他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和在上个月我们采访的C++之父一起，这次他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而他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数学家的了解，更是让人佩服；当然，更有他对中国程序员们的祝愿！除了祝愿，还有大师的点滴看法，毕竟不能只说好听的！——真正的朋友都是这么做的。

 

Stepanov先生告诉记者计算机科学是建立在数学之上的精确的学科，他说：“程序设计就像同未理顺的复杂性问题打的一场战斗，既然要打这场战斗，而数学首当其冲，几个世纪以来，数学的作用正在于此。如果将现在生动的数学体系作为实验证据，对于解决人类遇到的复杂性问题，数学还是最有效的。”

 

当我们问他对中国和中国的程序员的认识时，他的回答还是和数学相关。他告诉记者：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曾有过许多伟大的数学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就是古代数学中的经典；《孙子兵法》中已包含现代西方称之为中国余数定理的内容。现代中国也产生过许多真正的伟大的数学家，如关于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 conjecture）所做出杰出贡献的陈景润先生。

 

Stepanov先生的编程信条是：程序设计是基于精确的数学训练的。他的建议更是浅显而简洁：好好学数学，好好学计算机，好好学英语。

谈到未来时，他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什么，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是和大家的期待一样。关于将来要用的计算机语言，他也有自己的答案。他说：C++和Java会在近几年得到最大广泛的应用，我更期望最终会有某些新的、更完美的语言出现。

 

大师和成长历程
1950年11月16日，Stepanov先生生于苏联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研究数学，但他从未成为一名数学家。因为他实在不能对Tamagawa算朮、Coxeter群等一些纯数学的东西感到兴趣。Stepanov先生的想法很单纯，他要脚踏实地干事。对他来说最幸运的事情是，他能够看到很多伟大的数学家是如何做学问的，也就使他更清楚地看清计算机科学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伪数学。因此，能成为一名程序员对他和计算机科学来说真是一件好事。

 

另两位大师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位是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朮教授高德纳（Donald Knuth）先生，另一位则是计算机科学大师Edsger Dijkstra。他深情地说：“前者告诉我答案，后者则引我深思。”而他对高德纳先生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朮》一书的推崇，也使我们找到了提高自己编程水平的杀手锏。

 

1984年，他成为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大学助理教授。他说：“教授计算机科学使我受益匪浅，我要对付各种研究生课程。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还用Scheme语言开发了一个巨大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库，这项工作导致了Ada泛型库的诞生（这是和Dave Musser合作的）。在贝尔实验室短暂地研究了一段时间，设计了一个新的C++算法库，在1998年去了位于Palo Alto的惠普实验室。在那儿，先花了四年时间研究存储系统。1993年，得到了一个回头研究泛型编程的机会。而STL就是这次研究的结果。1995年又到了Silicon Graphics，在此，组建了一个小组继续进行STL的开发工作。”

 

高德纳先生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朮》一书，正是Alex Stepanov先生极力推荐的一部作品,不论电邮中还是面对面时，他反复强调这部著作是一个珍宝库，想要什么，里面便有什么，而他在和这本书打交道的三十多年，从中受益无穷。从他对高德纳先生《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朮》的巨大推崇上，也对他的个性有所印证。
 
STL故事
STL是Stepanov先生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笔在他的描述中却是那样地不经意。STL也是他个性的重要体现，独立思考，缜密逻辑。要了解STL之父，首先要知晓什么是STL。

 

有一位意大利记者曾向Stepanov先生问过此问题：STL究竟是指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标准模板库）还是 Stepanov and Lee？

Stepanov先生笑着解释他的玩笑：哦，它真的是指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我曾经在Dr. Dobb的杂志做的那个专访里开玩笑说，STL是指“Stepanov and Lee”，但它只是个玩笑而已。

 

而真正的STL实质上包含了二者的意思。Meng Lee是他的一位无可挑剔的合作伙伴，她使Stepanov先生更专注，她在代码和文档上花了大量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时间。正是由于像Lee这样的合作者，使得STL最终广为世人传播。
 
Stepanov 先生在互联网上很低调,既没有个人主页,也很难搜索其电邮。

 

对话STL之父Alex Stepanov

问：您认为编程的好的方法是什么？对于编程来说，一种工具是不是必需的？
Alex：我认为学习多种不同的编程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用过Algol-60, Common Lisp, Scheme, Ada, C, C++, Java,和多种汇编语言。然而，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程序语言，它仅仅是种表达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工具——并且是种有缺陷的工具。一如Niklaus Wirth有句精辟见解：程序=算法+数据结构。

 

问：您认为计算机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有什么区别？
Alex：没有人尝试过用计算机语言写出诗歌来。计算机语言发展到能允许我们解决一些真正美好的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STL和OO

问：STL一开始被设想为今天这个样子吗？即所谓的C++标准库，或者，它是从别的什么项目来的？告诉我们一些关于STL的历史好吗？

答： 1976年，又要说回到苏联了，我因为吃生鱼片得了严重的食物中毒而住院，在精神恍惚中，我忽然意识到并发的加法计算能力是基于加法是结合性的。（因此，STL可以说是细菌传染的结果）同时，我意识到并发的减法运算是和半群结构类型有关联的，这就是最基本的重点：算法是定义于代数结构基础之上的。我又花了一些年头，意识到必须在正规公理上加入复杂性必要条件以扩展结构的概念，接着又花了15年之久才完成全面的架构。（我直到现在都不能确定我是否成功地让我朋友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理解了这一点）。我相信迭代器理论是计算科学的中心就象环或Banach区间理论是数学的中心一样。每次当我找到一个算法时，我都要努力去寻求它所定义的结构基础。我想做的就是泛化地描述算法，并乐此不疲。我可以花一个月时间去精确地描述一个众所周知的算法的泛化表示。迄今为止，在向人们解释我这种行为的重要性方面，我是异乎寻常的失败。然而，不知何故，这种行为的结果─STL却是如此成功。

 

问：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很惊奇—C++标准委员会那么快就采纳了STL。我的意思是，这些委员会可都是以谨慎和保守而出名的。这一点，你怎么解释？
答： Bjarne Stroustrup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Bjarne想要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他真的想把STL弄到标准里，他办到了。他象骡子一样固执。甚至逼着我去改STL——我从来都不会为第二个人这么做——我也是个顽固分子。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主见的人，他花了一些时间去理解STL是干啥的，当他理解之后，他决定使其成功地被大家接受。他对STL的贡献还在于他支持“不止一种编程方法是‘合理的’”的观点——这对立于十来年认同“唯一”方法的无休止的争执和夸大——而坚持把弹性、效率、重载、类型安全结合在模板里以致于STL成为可能。我很乐意明白地声明Bjarne是我这一代人里卓越的语言设计家。

 

问：您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发明了STL？发明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它对您的生活和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Alex： STL的发明源于我多年对程序灵活性和参数化探索的结果。我对此仍不太满意：因为C++语言上的一些缺憾，使得我不能完全表达我要表达的意思。STL应当做将来要设计的库的草稿。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否能看得到，但我坚信最终会有一个关于算法和数据结构的标准架构，说不定作为读者的你就是这一发明人呢！

 

我觉得很难形容STL对我生活和研究的影响。STL并未从本质上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没有通过它赚到任何钱。我想向我的几个朋友展示一下正确的编程方法，而 STL正是为他们而做的。事实上将这项工作完成带给我很多快乐，当我听说它帮助某人解决了问题时，我更加快乐。当然也有人说如果让他们设计他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东西来，也有人对STL嗤之以鼻。这些攻击也确实伤害到我。

 

问： 您对面向对象是怎样理解的？它是不是一种好的可接受的编程思考方式？有没有学习OO必须的有用的工具？
Alex：我尽量避免用OO思考问题，我对他们编程的方法不感冒。在对意大利的一家期刊采访时我曾说过：“我发现 OOP在技朮上是有问题的，它妄图用基于单一类型的不同接口来分解世界，为了处理不同的实际问题，你需要不同种类的代数方法以横跨不同类型的接口族；我发现OOP在思想上是不健全的，它声称一切都是一个对象。即使真的是这样这也没什么意思─说一切都是对象跟什么都没说一样；我发现OOP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它从类开始。就好像数学要从公理开始一样。你不是从公理开始─你是从证明开始。直到你找到了一大堆相关证据你才能归纳出公理，以公理结束。编程上存在着同样的事实：你要从有趣的算法开始。只有很好地理解了算法，你才有可能提出合理的接口以让其它组件共同工作。”我再重复强调一点：程序是描述算法和数据结构的，而不是描述继承性和多态性的。

 

【注】由杭返沪，为了克服旅途的无聊，总会买上一份《南方周末》（呵呵，虽然有人说现在的《南方周末》已经被阉割了，但在车站的报摊上还能指望什么呢？），间或会有一二篇可看的文章。即如本文……

 

在身体随着D车奔驰的同时，精神则在刘再复的“六经”中“逍遥”……

 

刘再复：返回古典，就是返回我的六经

前年秋天，我到台湾中央大学担任驻校学者与客座教授，去年又到台中市东海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此次台湾之行，其因缘首先是正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刘全生教授的邀请。他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我到马里兰探望也在该校任教的女儿剑梅时，结识了他，并一见如故。他本是物理学家，可又很有人文理想。谈吐之间，我感受到他那种整个身心拥抱教育事业的赤子之情。他告诉我，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临终前嘱咐，倘要铭记他，请在墓碑上写下他是《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不要外加一个字。当然也不要外加“总统”这一至尊名号。这是奠定美国自由思想的天才领袖的价值观，也是刘全生校长的价值观。这很容易融入我的情感深处。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此次我应邀到他主持的大学，既是遵从友人的召唤，也是遵从内心的命令。

 

中央大学的工作尚未结束，刘全生校长又把我介绍给东海大学校长程海东。这两位校长精神气质非常相近，而且都是在美国深造自然科学取得成就之后再转向教育，不同之处是程海东教授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东海大学有贝聿铭设计的教堂，我在那里听他阐释《圣经》，其声音之纯正让人如闻天乐，一下子就把我在台湾听到的政治噪音全都化解掉了。

 

全生校长非常谦卑，我到达台湾的那一天，他亲自到桃园机场迎接。一上小车，他就介绍中央大学对故国人文传统极为重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在诵读四书五经。台湾未经历大陆那种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人文香火一直没有熄灭过。校门外虽常有政治喧嚣，校园内还是念念不忘“子曰诗云”。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回应说：中国文化整体，具有两大血脉，如同人体有动、静两脉。一脉重秩序、重人伦、重教化。这是以孔孟为灵魂的四书五经和之后的程朱理学，一直延伸到曾国藩、康有为等；另一脉则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此脉以老子、庄禅为灵魂，上可追溯《山海经》，下可连接《红楼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到台湾，想多讲第二脉，可给现有的教学内容结构作一平衡和补充。他听了很高兴，说有了另一脉，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更为完整了。

 

中国文化的两大血脉都极为丰富，不管讲哪一脉，都很难在一个学期里讲清楚。所以我早在美国备课时就想好，第二脉就讲“我的六经”。

 

我不喜欢沿袭他人的习惯性思维，所谓六经，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与界定。这六经包括《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和我的文化圣经《红楼梦》。六经中，唯《金刚经》属大乘般若体系中的佛典，产生于印度，但因为它早在公元402年便由鸠摩罗什从梵文译为中文，一千六百年来在中国广泛流传，不仅中国化，而且中国心灵化，完全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血肉。而禅宗伟大的思想家慧能，则因闻他人诵读《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豁然开悟，投奔弘忍后又以《金刚经》为精神基点，把禅的思想推向顶峰，也才有深刻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坛经》。一千多年来，中国的佛教著作虽多，但唯有六祖的《坛经》被尊崇为“经”，于是，抓住《坛经》则抓住构成中国大文化“儒、道、释”三维中的释家一维，倘若再抓住《金刚经》这一经中经和典中典，那就离“佛”很近了。

 

历来的禅宗研究者，都把慧能视为宗教改革家，而我的朋友高行健，则彻底地把他视为思想家。行健发现慧能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这就是无须逻辑、无须实证、无须分析也有思想的可能性，即通过感悟而抵达真理的可能性。此外，他又发现慧能给中国智者树立一个伟大典范，这就是通过自性的开掘达到把握生命本真当下存在的典范。高行健的戏剧代表作之一《八月雪》，其主人公便是慧能。他是个宗教领袖，但拒绝任何偶像崇拜；他名满天下之后，唐中宗、武则天请他入宫当“大师”，更是拒绝。最后他甚至打碎传宗接代的衣钵。慧能很了不起，他拒绝进入任何政治框架，拒绝参与任何权力游戏。他的清明意识告诉他，一旦进入就会失去人间最为宝贵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慧能的人格力度，不是表现在“造反”，而是表现在力透金刚的拒绝。《八月雪》表现的正是人如何得大自由、大自在的真理。

我在课堂上讲《金刚经》、《六祖坛经》，正是把这两者视为个体生命得大自在之经。在我看来，《金刚经》与《坛经》分别完成了两大发现。《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而《坛经》则发现语言(概念)是人的另一终极地狱。身体产生欲望，有欲望，才有各种烦恼与妄念，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媚俗之相。所谓“空”，就是去掉欲望和它所派生的各种妄念俗相而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对空最大的误解是以为空是空虚，不知“空”恰恰是拒绝妄念遮蔽的内在智慧的充盈。

 

在此基础上，慧能还发现，人的智慧并非人们熟知的那些概念，其实，许多大概念都是大陷阱，都可能让你产生语障、眼障、心障，让你的慧根善根全然灭绝。“本来无一物”，是说生命本来是没有概念的，有了概念，才有尘埃，才有毒素，才有遮蔽与堵塞。我对同学们说，我和我的同龄人，正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整个青年时代全在“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的概念地狱中穿行。如果不是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迷失和地狱体验，如果不是尝尽概念的苦果苦汁，就不能理解《坛经》，也不会认识慧能这个主张“不立文字”的天才。

 

对于《道德经》与《南华经》的理解，其实也是尝尽概念苦汁的心得。台湾的国学家们对老庄两经很有研究，也曾在东海大学任教过的学者徐复观先生，他的名著《中国艺术精神》对庄子的阐释就极为精彩。抓住庄子《逍遥游》中的一个“游”字，把庄子逍遥自在的游世态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人生一世，不过是到人世间游览一回。地球之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地狱之行”。名利场，权力场，政治较量场，哪样不是地狱？面对地狱，只可游观，不可卷入。徐复观先生自然也有自己的人生遭遇，但就尝尽概念苦果一事而言，其体验未必有我们深刻。也许因为切肤之痛，所以我在《道德经》中就读出一个文眼，一个精神之核，这就是“反”字。“反者，道之动”。反，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本规律。“反”字如此重要，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汇集了历来的种种解释。在多重意义中，它的主要意思是“相反相成”的“反”，还是“返回”的“反”呢？

 

我敢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返回的反，是复归的反。《道德经》的主题就是返回，就是复归，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太极。扬弃人为的东西，返回自然状态，返回赤子状态，返回质朴状态，不仅要返回质朴的生活，而且要返回质朴的内心。对于人来说，最难的是拥有财富、权力、名声之后仍然保持质朴的内心，仍然保持生命之初的那片婴儿的天真天籁。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是诗意的存在。海德格尔晚年那么崇尚老子，就因为老子告诉他，人应当怎样诗意地栖居在人间大地之上。关于如何“诗意栖居”这个大哉问，老子比海德格尔所喜爱的荷尔德林回答得更加清楚，而且早了整整两千年。我真感谢老子，正是这个“返”字，使我找到了生命的大方向。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对我来说，就是知道这个“返”字。所以我把返回童心视为此生此世最大的凯旋。

 

在返回生命本真的路上，什么是真正的障碍呢？老子和庄子的回答是一样的：障碍就是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不仅是技术和技术派生出来的兵器、战车，而且是概念和概念派生出来的巧智、心机和权术。一部《南华经》，说尽了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本，便是人被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主宰、所统治、所消灭。“绝圣弃智”的命题与其说是反文明，不如说是反野蛮：反对机器对人的异化，反对在神圣概念掩盖下使用先进武器所进行的血腥战争。反对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历史事实所作的一切知识包装和知识面具，反对阻挠人们向生命本真靠近的各种理论和理由。我感谢庄子，想起他的名字，不仅坐卧往来很自然，连颠沛流离也很自然。

 

台湾的教授与学生，大约没想到我会把《山海经》也列入一经，对《红楼梦》也称为经。《红楼梦》一开篇就讲大荒山，就讲女娲补天的故事，直接连上《山海经》。其实，《山海经》不仅是《红楼梦》的审美原型，而且给庄子、楚辞等许多中国文学典籍也都提供了审美原型。《山海经》是神话，不是历史，但它却是中国最本真的精神历史和最本真的精神文化。与希腊、希伯来的神话相比，《山海经》显得单薄，然而中国的原始神话虽少，却很有力度。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这些失败的英雄全都力透乾坤。所以，它既是审美原型，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苦难，为什么不会灭亡？关于这个问题，钱穆等历史学家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但都没有揭示出一个原始原因，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它的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伟大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补天、填海、逐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中华民族从未被艰难困苦的命运所击倒，数千年来终于不依仗上帝的肩膀而靠自己的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和挑起历史的重担，一直走到被称为21世纪的今天。

 

我曾说过，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其实，没有《山海经》，也不会有《红楼梦》，至少不会有《红楼梦》的连接鸿濛之初的恢宏与苍茫，也不会有那一块多余石头的奇丽想象。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一是因为它是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是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同一级的反映人类精神水准的坐标。二是因为它的情节大框架与《圣经》同构。其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来到人间之前也有一个伊甸园时期，他俩就是中国的亚当与夏娃，不过，曹雪芹赋予他们更富文采的名字，叫做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伊甸园的上方也有一个造人的创世纪之神，不过，她不叫上帝，而叫做女娲。更为重要的是，《红楼梦》中也有一个基督，只是尚未成道。这个准基督就是贾宝玉。他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他疏远一些人只是出自本能，而非仇恨。他是一个没有敌人、没有偏见，没有妄念，没有功名心、报复心、机谋心的特异生命，换句话说，在他身上没有常人的嫉妒、贪婪、猜疑、算计等生命机能。探春称他为“卤人”，其“愚鲁”就在于缺少这些机能。

 

巨著中的诗意生命，除了宝玉之外，还有黛玉等一群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青春少女。曹雪芹发现了青春少女的绝对价值，塑造了一群具有高度生命质量的“女儿”形象。西方《圣经》的主角基督的十二门徒全是男性，《红楼梦》这一文学圣经的主角周围则是布满青春气息的“十二钗”，全是女性，清一色的女性。曹雪芹在自己的伟大作品中，惟一牵挂的就是这些女子的生命。在曹雪芹的审美眼睛里，所谓美，就是青春生命。《红楼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青春生命的颂歌与挽歌。它不仅具有说不尽的文学内涵，而且具有说不尽的哲学内涵。它太特别了，它既吸收了庄、禅甚至儒的哲学精萃，又完全超越了各家哲学的局限，它大于儒、大于道、大于释，它高于道德、高于政治、高于种种理念，从而获得宇宙般的没有时空边线的大境界。它有宗教般的恢宏与境界，有信仰，但不是宗教。它信仰的是美，是人之美与情之美，是青春生命和诗意情感之美。曹雪芹是自古到今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以审美代宗教的伟大发明者，他的卓绝千古的文学实践导致了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有《红楼梦》作参照系，一切文学作品的高低深浅，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伟大作品，不是文学圣经是什么？我一直庆幸自己出生在《红楼梦》之后，倘若在这之前，人生没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等相伴，日子该多乏味。

 

在课堂里讨论时，我对同学说，你们熟读四书五经，再加上这六经，灵魂就有了张力场，不仅生命会更为完整，而且想什么、写什么都会深一些。在《红楼梦》里，薛宝钗投射的是四书五经文化，林黛玉投射的是“我的六经”文化，两者都有充分理由。林、薛之争可视为曹雪芹灵魂的悖论。说“钗黛分殊”是对的，说“钗黛合一”也没有错，只是曹雪芹心灵的天平更向黛玉一边倾斜而已。就个人而言，我更是倾心于绛珠仙子，拒绝向薛宝钗靠近。

 

我把出国前界定为第一人生，出国后界定为第二人生。于是，常与朋友开玩笑说，第一人生中我天天读“老三篇”(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第二人生则天天读“老三经”(指《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甚至老六经。由于天天读，这六经便融入自己的身心，整个生命感觉便全然不同了，连吃饭睡觉的感觉也不同了。时至今日，我与六经仿佛已是血肉一体，真分不清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正如分不清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此时我着笔说六经，是我注六经，而放下笔，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读书思想，又觉得六经注我。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我也常有此种感觉。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的六经，只进入心灵深处，就感到解脱，感到新的活力又如黎明升起。很奇怪，离故国的土地愈远，愈觉得故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西方文化确有它的长处，尤其是它的逻辑文化与理性文化。其逻辑文化发展到极致，便产生电脑所负载的程序文化，从而给人类世界又开辟另一番天地。但是，人毕竟是人，人需要听程序的指令，更要听从内心的绝对命令。因此，程序文化还需要感悟文化的补充与平衡。我相信将有更多的西方智者会像海德格尔那样倾心于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

 

近几年，我与李泽厚先生常常一起呼唤“返回古典”，这一古典主要是指故国的古代人文经典。不过，他落脚的重心，第一是孔子，第二才是庄子，而我则是先返回“六经”，再参照四书五经，换句话说，厚重“六经”，不薄五经，并努力打通中西文化血脉，这便是我今天的精神之路。

 

Dion Hinchcliffe在《The SOA with reach: Web-Oriented Architecture》中对WOA（SOA的轻量级版本：WOA is a lightweight version of SOA）做了一番描述：

 

1、Essentially, WOA describes a core set of Web protocols like HTTP and plain XML as the most dynamic, scalable, and interoperable Web service approach.  The only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SOA and the concept of WOA is that WOA advocates REST,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powerful, and simple method of leveraging HTTP as a Web service in its own right (and carefully devised by the co-creator of HTTP, Roy Fielding.)

 

2、An important concept in Web 2.0 is that Web-based software should offers its functionality not only via the browser, but also as open Web services so that it can be mashed up in new and unintended ways.  This takes software from being a mere application and turns it into a true platform.  A great many new online software applications are actually doing this now, even if it’s just one-way via RSS. 

 

3、The theory of sharing your application’s pieces as Web services is that it allows your functionality and data to be useful to others in innovative ways you won’t be able to predict ahead of time. People can take your best feat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others, allowing you to become part of a larger supply chain instead of being limited to your individual delivery channel.  It’s an interesting value proposition that the growing mashosphere seems to be validating.  And we shouldn’t forget that SOA encourages this exact same view by liberating the silos of data and software in an organization as Web services, making it possible to share and reuse them anywhere inside an organization in a loosely-coupled and interoperable way.

 

一般说来，SOA是建立在SOAP基础上的，由于SOAP的复杂性（Ironically，SOAP中的S是指Simple，但现在SOAP却变得越来越复杂，或者说，由于要求SOAP/Web Services要具有稳定性、安全性而不得不加上一层又一层的wrap），使得SOA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heavyweight）。

 

WOA建立在REST的基础上，没有对HTTP做任何扩展，特别适合于松散偶合（loosely-coupled）的mashups。

 

REST是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的缩写，是Roy Fielding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分布式多媒体系统的结构风格（Architecture Style），但并非一种标准规范。关于REST后文再述。